从1959年9月底一直到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离开北京去大三线，他都在吴家花园住了整整六年时间。那时候，他的党组织活动都在中央党校进行，所以中央党校的副书记伍辉文经常会过去探望他，而常委刘子正则负责日常的联系和照顾。在这六年里，伍辉文和刘子正经常能直接和彭德怀打交道，也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那里了解到不少事情。彭德怀这人性格直爽，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，从不藏着掖着。他做事总是想着大局，对自己要求很严，能坚持对的，也能改正错的，组织纪律性特别强。他学习起来特别用功，平时生活也很朴素，对人很和气，特别关心群众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不管是谁去看他，他都会亲自送到门口，一直等到客人上车走远了才肯回去。这些好品质给他们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刘子正好几次跟我聊起他和彭德怀的那些事儿。1981年5月14号那天，他还特地给伍辉文写了封信，说想一块儿写篇回忆彭德怀的文章。伍辉文也挺上心，两天后就找了石民他们这些知情人一块儿回忆，还把党校里存的关于彭德怀的资料拿给石民去看，让他帮忙整理。到了18号，伍辉文给刘子正回了信，信里还附上了石民整理好的资料，特意叮嘱说：“给你的这些材料，哪些能用，哪些公开发表时不能直接引用原话，我还没想好。但我觉得有一点得注意，就是不能给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添乱。”可刘子正那时候因为“文革”时被康生整，受审查的事儿还没个定论，所以这文章就一直拖着没写成。现在，我就把他们俩聊的那些能说的部分整理整理，也算是帮他们了了个心愿。

慨然搬家 住进“花园”

1959年夏天，7月2号到8月1号那会儿，中共中央跑到庐山去开了个政治局的大会，还叫了好多人来旁听。彭德怀因为给毛泽东写了封信，结果在接下来的8月2号到16号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，他就被批了一顿，这次批判还不太对劲。等彭德怀回到北京，军队里又开始大范围地批他。这样一来二去，他在中南海的家是没法再住了。

1959年9月底那会儿，彭德怀搬到了北京西北郊的挂甲屯吴家花园住下，说是要去那儿自个儿研究马列主义。知道了这事儿，彭真、杨尚昆、安子文他们几个就一块儿过去了，还特意把中央党校的党委常委都给叫到了吴家花园，当面给他们安排了下任务。不过啊，那时候中央党校的校长杨献珍正被康生给整呢，自个儿都顾不过来，就没法儿去跟彭德怀见面。好在其他在家的常委，像伍辉文、刘子正、杨志、吴明这些，全都到齐了。彭真开口说：“彭总到党校来了，你们几个可得带着他一块儿学习、读书，特别是哲学、政治经济学这些。党史嘛，彭总可是亲身经历过，知道的比你们还多，你们还得向他请教呢。有啥问题，大家一起梳理梳理，跟彭总商量商量，定个学习计划。”接着，他又说：“别因为谁犯了错，就不敢跟他打交道了，咱们都是同志，得坦诚相待。你们帮彭总读书，有啥问题就直接说，别藏着掖着。”

杨尚昆交代说：彭总接下来先在党校学习一阵儿，党组织活动也在那儿参加，看文件和生活上的事儿，中央办公厅会直接管。他虽然挨了批，但毕竟是我党的老同志了。你们得派个讲原则、靠谱的干部去负责联络，有重要文件赶紧送过去，也赶紧收回来。彭总有啥需求，得及时向中央反馈。安子文接着说：彭真同志讲了，你们党校得帮彭总读点书，让他思想上捋捋顺，得热情点儿，犯了错能吸取教训就行。这事儿啊，常委以外的人，谁都不能告诉。伍辉文立马提议让刘子正去干这个联络的活儿，杨尚昆也点头同意了。彭真当面跟刘子正说：“刘子正同志啊，彭老总要在这儿住段时间了。这儿离党校近，你们得多照应着点彭老总，他的党组织活动以后也归你们这儿管。老总要看文件、看书啥的，你们都得给准备好……还有啊，再找个讲师，给他讲讲政治经济学。”

之后啊，中央党校的那些党委常委们聚在一起开了个会，商量怎么按照中央领导的吩咐去办事。大伙都觉得，帮彭总读书学习这事儿，是中央交给党校的一个重要活儿，必须得漂漂亮亮地完成。得琢磨个学习计划出来，给彭总挑些好书读读。会议里头，大家商量着选了两位教研室的头头儿，给彭总当学习秘书。这两位呢，就负责带着彭总学哲学、政治经济学啥的，还得给他找些，隔三差五地跟彭总聊聊天，交流交流学习心得。另外啊，还定了党委的负责人得定期去瞧瞧彭总，多关心关心他，大概每个月得去一回，跟彭总拉拉家常，谈谈心。

这事儿啊，自然就落到了伍辉文头上。刘子正呢，已经被上面的领导选定为联络人了，常委会那边也再次点了头，还特地叮嘱他，得多往彭德怀那儿跑跑，有啥事儿或者需要帮忙的，赶紧汇报上去给解决了。领导的吩咐，党委的决定，再加上他心里头的那份责任感和感情，都让刘子正一门心思扑在了这工作上，虽然这事儿外头人都不知道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能堂堂正正地去找彭德怀，也不用藏着掖着。他每次去都注意着，尽量不打扰彭德怀看书学习或是休息。日子一长，他跟彭德怀接触多了，也就越来越佩服彭德怀的为人了。

生活俭朴 热爱劳动

彭德怀住在吴家花园，那地方是个朝北的小院子，虽然名字听起来挺文雅，但实际上位置挺偏，周围除了几块农田，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户人家。他住的是主屋，里头的摆设那叫一个简洁，没啥多余的东西，一套沙发，几把凳子，再就是墙上挂着两张地图，一张是北京的，一张是全国的。彭老总对养花养草没啥兴趣，就带着警卫员在院子里种上了庄稼。不止这些，他还种了向日葵、南瓜、茄子、辣椒这些瓜果蔬菜，还挖了个池塘养鱼。池塘南边，他还特意种了一小片水稻。这么做，既是劳动休息两不误，也想试试种些东西。刘子正每次来吴家花园，只要看见彭德怀在干活，立马就挽起袖子帮他锄地，或者卷起裤腿下池塘，两个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，聊得那叫一个投机。

1961年8月份那会儿，伍辉文和刘子正俩人一块儿去探望彭德怀，还特意从党校南头那桃园里挑了些新鲜桃子带上。一到彭总家，人家正光着脚丫子，裤腿都卷到大腿根儿了，在院子里池塘边上忙活呢。他俩一看，二话不说也跟着干了起来。彭总边干边指着池塘说：“咱们来了这儿后，跟警卫班的兄弟们一块儿把池塘里的泥给清了清，然后养了鱼，那挖出来的泥也没白扔，都当了肥料，种了些瓜菜。我这人吃得不多，但这些能给警卫班的兄弟们添点菜，让生活好点儿。”

彭老总这个人啊，性格直爽，心里不藏事儿。跟他多聊几次，他就觉得刘子正这人挺靠谱，说话实在。有时候，他心里不痛快，就会跟刘子正念叨念叨。刘子正呢，心里头全明白，也挺同情彭老总的，但他能做的也就那点表面功夫，安慰安慰。不过，他们俩心里头想的啥，其实不用说都清楚。记得彭老总头一回见刘子正，张口就问：“你说，一亩地真能打上万斤粮食不？”刘子正一听就懂彭老总啥意思了，他就拐了个弯儿回答：“我在农村那会儿，没见过这事儿，现在也没亲眼瞧见过。就说去年吧，杨老（杨献珍）在党校种的麦子，那收成好得不得了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，可也就打了七百来斤。这说的是实话，这产量靠得住。”结果，彭老总一听这话，自己就找地儿种试验田去了，想亲眼瞧瞧这事儿到底行不行。

按照景希珍，彭德怀的警卫员的说法：老彭1959年秋天到了吴家花园，自己动手开垦了两分地种麦子，又是掏粪又是深翻土地，照料得那叫一个细致。他还生怕麻雀偷吃，影响收成，整天整夜地守着那片地。到了1960年，按收成算下来，一亩地也就得了700多斤麦子。刘子正呢，他自己也在党校找了块地种麦子，施肥浇水，管理得挺好，但最后也就收了快700斤。他跟彭德怀如实汇报说：“看起来，一亩地产700多斤，这才是个实在数。”刘子正这是拿事实说话呢，婉转地给彭德怀撑腰，反对“大跃进”时候的那些瞎吹牛。

认真学习 严以剖己

1960年的时候，中央给所有的高级干部下了个任务，让大家带着批判的眼光去学习苏联那本《政治经济学教科书》（第三版）。从2月25号开始，一直到7月12号，快五个月的时间里，中央党校党委一直在学这本书，讨论了得有20多回。彭德怀大将军呢，每次都到场，一次不落。到了1960年的10月到12月，彭大将军又参加了学校党委关于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的学习讨论，连着去了28次。他每次都很积极，有啥说啥，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藏着掖着。有一回聊到物质利益，彭大将军就说：“苏联那边搞物质利益搞得有点过头了，咱们这边完全不提这事儿，也得琢磨琢磨。”还有一回，大概是11月份吧，在讨论会上，彭大将军结合实际，谈起了“左”和右的问题。他说话那可是实事求是，坚持真理，特别有魄力。他说，“左”和右啊，其实都会坏事，都会把革命成果给搞没了。“左”就是超前了，右就是落后了。要纠正“左”或者右，都挺难的，而且“左”可不是无产阶级该有的常态。

还有一次，彭德怀跟党校的一个老师聊起反“左”反右的事儿，他说道：“庐山那次会议啊，主要是集中精力反右，结果就把一些‘左’的错误给盖过去了。那时候刮的‘共产风’，对咱们的生产力伤害可大了。有的干部心里明白这是错的，但就是不敢开口，为啥呢？因为右倾的帽子太大了，能把人吓死。”说着，他还扯到了历史上的减租减息政策，“减租减息啊，那是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提出来的，可到了解放战争那会儿，有钱的人就不愿意往外借钱了，需要钱的人又借不着。你看，时代不一样了，以前的政策就不好使了。”

彭老总这个人啊，他特别顾大局，对自己那是真狠，敢于直面自己的问题。他好几次主动跟党校的同志们聊起自己犯过的错。他说：“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我这人啊，早晚会犯错，要是不犯错那才叫奇怪呢。为啥这么说？因为我参加革命的时候，压根儿就没准备好马克思主义那一套。在那之前，我脑子里装的全是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他们的思想，还有法国大革命那时候的资产阶级观念。我参加革命，说白了就是想让中国统一，这愿望强烈得很。可怎么统一，我心里压根儿没谱。那时候的我啊，马克思主义是啥都不知道。参加革命前也没正经学过，思想还是老一套，看新事物都是用老眼光、老经验。“再说说我在旧军队那会儿，别的不说，至少我不搞歪门邪道，不沾女色，也不贪钱。我就专心搞政治，别人想整我，都没整倒。这么一来，我自信心爆棚了，结果把这种盲目自信带到了革命队伍里，这就错了。这种自信，它没根儿，是盲目的。”

1960年11月3号那天，中央发了个急信，说的是农村人民公社现在政策上的一些问题，大家伙儿都管它叫“十二条”。彭德怀大将军看了后，直说：“这信写得真好，太重要了，咱们得好好照着做。”他还提议说：“要是能再添一条就更好了，就是让大伙儿自己选大队干部。以前试过，大家选出来的人，那才叫一个靠谱。”转眼到了1962年2月春节，伍辉文和刘子正俩人去看望彭大将军。聊天时，彭大将军又说：“自打‘十二条’下来，我这日子好过多了。想当初庐山会议上，我只瞅见了‘左’的问题，右边儿的没看清。现在想想，要不是我写了那封信，中央可能早就把‘左’的问题给纠过来了。想到这点儿，我这心里头啊，真是挺不是滋味的。”说起来，1961年3月的时候，伍辉文和刘子正也去过。那时候，彭大将军正忙着抄庐山会议的简报呢。聊到庐山会议，他说：“22号之前吧，咱们方向还挺明确，22号之后，事儿就乱了套了。我那封信啊，写得不是时候，害得一些‘左’的问题没能及时纠正。这事儿，我一直挺难过的。”

为了保住毛主席的声望，彭德怀只好认了些“不对”的事儿，但心里想着老百姓的好处，他还是得说实话，按事实来办。

1961年上半年那会儿，彭德怀在钻研政治经济学。聊到实际工作时他讲道：“说我给计委提意见就是心怀不轨，那可真扯不上边。斯大林不是说过嘛，苏联那五年计划，工农业产值争取每年都往上涨个14%到15%。咱们这儿呢，说一年就要翻倍，我觉得不太现实。能两年，甚至三年翻一番，那就很不错了。”说到经济发展的计划性，他又说：“发动群众运动，这没错。但也不能一提意见，咱们就随意改计划，最后计划是一码事，实际干的又是另一码事。到处搞小项目还行，整个国家的生产计划可不能这么干。记得五八年那会儿，7000万人上山搞建设，农业受影响，工业也跟着遭殃。还有五八年产的钢，数量是不少，可质量真不行。什么轻薄的、坚硬的、厚重的材料，咱们都搞不出来。钢铁质量上不去，尖端科学发展也跟着犯难。”

看斯大林那本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》的时候，彭德怀就说了：“这本书是斯大林老爷子晚年写的。他琢磨了好多年，终于琢磨出个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路子。说白了，就是得搞平衡，但这么说更科学、更严谨。”他又接着说：“平衡啊，那是相对的，不平衡才是常态。这话在理。但咱也不能老让它这么不平衡下去，得想办法调整。工业生产各部门，那联系紧密着呢，跟打仗、土改都不一样，不能靠打歼灭战那一套。”他还好几次提到，庐山会议上计委有个同志，就是贾拓夫，写了篇讲计划工作中各方面比例关系的文章。他说：“那时候，那文章被认为不对头，根本没人瞧得上。但我觉得那文章挺好的，现在看看，还是觉得不错。”

1961年的时候，彭老总瞧了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弄的那本党史稿子后，就讲了起来：“毛主席带着咱们搞民主革命那会儿，路子是走对了。后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，方向也是没错的。就是到了五八年，咱们有点儿心急火燎了，脚步迈得太快了点儿。你说那人民公社吧，咱能不能先挑些地方试着搞搞？要是一下子就全面铺开，我觉得迟个一两年，甚至两三年，也没啥大不了的。”

伍辉文记得，他老去找彭德怀聊天，俩人说话挺随意的。在那么多次的聊天里，他觉得彭老总这人特别正直，说话实实在在，心眼儿也大，心里老装着党和国家的大事。他们见面，伍辉文主要是听彭老总唠。彭老总自己老检讨，说：“庐山会议那会儿，我那封信可真是坏事了。本来是想纠‘左’的，结果因为我的信，方向给带偏了，右倾了。我那信，耽误了纠正当时那些‘左’的错误啊。”可话锋一转，他也有点忍不住，老有两个事儿觉得憋屈：“一个是说我心怀不轨，跟毛主席唱反调。”彭老总就说：“我其实就是跟主席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，啥时候反对过主席啊？”另一个就是说他“跟外国人勾结”。彭老总又说：“我对苏联那一套可不买账，他们在石油上卡我们脖子，那时候咱们每年要是能弄来600万吨油，日子可就好过多了。”

心系人民 惜民疾苦

彭老总这个人啊，从来不在乎自己吃了多少亏，赚了多少便宜，他心里头想的，就是怎么给老百姓做点好事。就拿1959年那庐山会议来说吧，他莫名其妙就成了反面典型，被一顿批评。会议结束后，他给毛主席写了封信，信里头说：“往后只要是对老百姓不好的事儿，我是一点儿都不会干的。”但其实他心里头还有句话没写出来，那就是“只要我还能为老百姓做点啥，我肯定豁出去干”。有了这样的想法，他就老跟党校的领导念叨，想让领导跟中央说说，让他去生产大队干活儿。他说：“我现在身子骨不行了，干不了一整天，半天也行。现在国内国外这么多事儿，大家伙儿都这么忙，我这点儿活儿算啥？”“再说了，我还有劳动的习惯呢，去大队劳动，一天还能挣五分（工分），自己养活自己，不然不就成了白拿工资的人了。”“老是这么混日子可不行，啥贡献都没有，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。”

彭老总心里头老惦记着去村里头，想着一边下地干活儿，一边在党支部里搭把手，再做点调研啥的，有啥不对劲儿的地方，好赶紧跟中央说一声。他说：“要是中央觉得我不该走，还得留在这儿，那得了，我这儿的人手全撤了，小汽车也上交，就留个看大门的，还有这三间屋子就行。我自己能动手干活儿，现在身边还有秘书、警卫班、做饭的、开车的、看门的，人实在是多，太浪费了。”彭老总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，不管啥时候，啥情况，咱都得干点对老百姓、对社会有好处的事儿，可不能做那光吃不干的白吃饱。

彭德怀在挂甲屯的吴家花园那会儿，心里老惦记着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咋样，跟大伙儿特别亲。他老爱找周围的乡亲们聊天，问问他们地里的稻子长得好不好，干一天活儿能挣多少分，一分值多少钱，家里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有时候，他还会把生产队的干部叫到家里来，一块儿看看电视，拉拉家常。要是有的村干部跟他抱怨不想干了，他就耐心地劝，鼓励他们继续加油。要是哪家老人走了，他肯定会亲自上门去吊丧。要是哪家有人病了，他还用自己的车帮忙去接大夫。他还自费买了电线杆、电表、电线这些玩意儿，花了有个五六百块钱，硬是让周围的15户人家都点上了电灯。

彭德怀这人特别接地气，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，跟大家走得特别近。大人们都亲切地喊他“彭总”，小孩子们则更喜欢叫他“彭爷爷”。岁月流转，好多年都过去了，吴家花园那一带的乡亲们，只要一提起来他，还是满心感激，念念不忘。

接触社会 实地考察

彭德怀心里头老有个念头，那就是想出去走走，到基层实地瞅瞅，好更新更新自己以前的那些老观念。到了1961年快过完的时候，大概是10月底或者11月初那会儿吧，他突然琢磨着回湖南老家转转。这事儿啊，他早先就跟伍辉文他们几个念叨过好几回了。他说：成天窝在这儿，跟个白吃白喝的一样，可不行啊。我想跟中央说说，让我下去走走，去公社，去生产队，亲眼瞧一瞧。他还盘算着，先回湖南，然后再去太行山那个老革命根据地看看。他还说：我，还能搭把手干点活，自己养活自己，老这么闲着吃白食，心里头不踏实。

彭老总心里盘算的事儿，经过几番跟上面汇报，最后得到了中央的点头。他打算启程去湖南那天，伍辉文、杨志、范若愚他们几个一块儿去给他送行。一行人先奔了吴家花园，结果警卫员告诉他们，彭老总早就出发了。他们一听，赶紧又往火车站奔。到了那儿，彭老总都已经上了火车。他一瞧他们来了，就从火车上下来，跟他们说：“我今天就要走了。在党校这一待就是快两年，书也啃了不少。现在啊，我想下去溜达溜达，回湖南老家瞅瞅，再到那些老根据地看看。既能参加点劳动，又能做点调研，给中央带点一线的消息回去，让他们参考参考。”

彭老总去湖南呆了没多久，也就差不多俩月吧，一回北京立马就给伍辉文写了封信。信里说他去湖南那边看了看情况，打算回头跟党校党委说说。结果第二天，伍辉文和杨志就一块儿去看望彭老总了。彭老总跟他们说：“农村那边啊，情况是有点好转了，但农民兄弟们日子还是不好过，吃的不够，想买点东西也难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我在那边过得还行，嫂子养了点鸡，每天还能给我俩鸡蛋补补身子。”彭老总还问他们：“你俩以前去过湖南没？”伍辉文回答说：“我去过啊。”彭老总就接着说：“那你们以前看到的那些杉树林、竹林，现在都给砍没了。要想恢复那些树林、竹林，可不是三五年就能搞定的事儿，三五年哪儿够啊。有些问题我已经跟中央反映了。”

1962年1月份，北京开了个挺重要的七千人大会。刘少奇在会上讲了些话，给彭德怀留下了挺深的印象。彭德怀原本还打算着去太行山那边调研调研呢，但听完刘少奇的发言，他就说，现在去不太合适了。又过了阵子，彭德怀还是觉得时机不太对，他说：“我现在不想去基层了，因为这会正赶上整顿合作社呢。我去了吧，说话也难，不说话也难。下去了吧，或许能碰上几个理解我的人，但这种人肯定不多。就算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，我也不想冒这个险。”

无比钦敬 永为楷模

在刘子正陪伴和关照彭德怀的那段日子里，他真的是全心全意。他明白，彭德怀在生活上其实不需要太多照顾，更多的是需要心里头有人陪着说说话，解解闷，特别是帮他分担那些政治上的烦恼和心里的孤单。那时候，杨献珍也摊上事儿了，被康生扣了个帽子，说他跟彭德怀是“一个山上，一个山下”，一块反对“大跃进”。这样一来，杨献珍就不好直接去找彭德怀了。不过，杨献珍有些心里话，还有对事情的真实看法，他会跟刘子正说。刘子正呢，跟彭德怀聊天的时候，就会自然而然地把这些话带出来。这么说吧，杨献珍和彭德怀之间，靠着刘子正这根线，心里头还是连着的。像伍辉文他们去看彭德怀，那是代表着党校。刘子正就不一样了，他去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心意，说话也更随意，啥都能聊。

刘子正真心觉得彭德怀这个人太了不起了，他特别佩服彭德怀的人品，对革命那是忠心耿耿，从不歪曲事实，一门心思追求真理，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，对党更是爱得深沉。刘子正说，彭德怀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，真正的马列主义信徒，他从心底里尊敬彭德怀。彭德怀这人特别实在，跟刘子正相处下来，刘子正对他那种“既是老师又是朋友还是长辈”的感觉，让彭德怀觉得很亲近，也很信任他。他们俩聊天那叫一个敞亮，啥都能说，就像家里人一样信任，像老师同学那样真诚，像革命同志那样崇高。刘子正打心底里决定，要把彭德怀的品格当成自己一辈子要学习的好榜样。

1964年年初那会儿，刘子正要从中央党校走了，往南去杭州前，他特意跑去跟彭德怀道别。刘子正心里有好多话想说，但到最后就汇成了一句话：“彭总那实事求是、捍卫真理的劲儿，我得一直学着。”后来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那时候，刘子正自己都顾不过来，可当他听说彭德怀被冤枉得不行，最后还因此走了，他心里头那个难受啊，只能长叹一口气：“历史早晚会给他一个公道的！”等“四人帮”被收拾了以后，刘子正这才觉得心里头轻松了点，他说：“老革命这回总算能沉冤得雪了。”

这篇东西是《党史博览》自己弄的。说起来，它里面讲的都是我们党的那些大事小情。你知道，就是那些我们党从开始到现在，经历过的风风雨雨，还有那些让我们铭记的历史时刻。它把这些都整合到了一起，就像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。而且啊，这可不是随便写写就算了的。它里面讲的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，都是有据可查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们读起来就能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们党的不容易，还有那些先辈们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付出的努力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这篇东西还是挺值得一看的。要是你对党史感兴趣，或者是想了解我们党的发展历程，那这篇《党史博览》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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